15世纪末，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都由等级会议君主制国家发展到专制君主制或称绝对君主制国家。后起的俄国、荷兰也于16世纪中叶、下半叶完成了国家的统一或独立，形成了等级会议君主制国家或共和国。
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地理大发现时代的15-17世纪，“全欧洲只剩下两个国家，那里没有王权，也没有那时无王权便不可能出现的民族统一，或者说，它们只是名义上存在，这就是德意志和意大利”。这也是德意两大国没能（以国家的名义和资格）参与地理大发现的原因之一。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俄国、荷兰六个主角国家均打退了外族入侵，收复了失地，赢得了民族独立，推翻了异族统治。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中央集权只是参与地理大发现的条件和基础之一。扩张、征服、称霸只是促成地理大发现的众多因素之一。恩格斯又说：“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个远东寻找的是黄金；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区的咒语；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要的第一件东西。”因此，“黄金梦”也是促成地理大发现的一个因素。资本主义萌芽、原始积累只是促成地理大发现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并非是根本的、决定性的。传播基督教，教化异教徒偶像崇拜者也是地理大发现的因素之一。上述政治、经济和宗教因素都构成地理大发现的基础和背景，但哪一种都不是决定性的。欧洲具有从事地理发现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地缘优势。15世纪时，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商路主要有四条：一条是西欧和东欧通过中亚和蒙古到达印度、中国的商路；另一条是沿东地中海，到小亚、叙利亚、两河流域、中亚，最后到东方的商路；再一条是经黑海南岸到里海南岸再到波斯湾和东方的商路；最后一条则是惊东地中海、红海、波斯湾（在此与第三条商路汇合）、阿拉伯海、印度洋、孟加拉湾、南海的东西海上商路。
但15世纪中叶以来，欧亚商路和通道发生了重大变化。蒙古帝国的崩溃、汗国林立和政治混乱使第一条商路的队商贸易中断。拜占庭的灭亡、奥斯曼土耳其在西亚、小亚、巴尔干的征服和扩张封闭了第二条商路，控制了第三条商路。16世纪初伊朗萨菲王朝崛起后夺取了第三条商路。第四条是海上商路，也是最便利、覆盖面最广的商路。这条路只需经过苏伊士地峡150多公里的水陆联运，便可把西方的货物用船运到东非、西亚、南亚、东南亚、东亚；东方的货物也可被船运到地中海沿岸，还可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北上到西欧、北欧、东欧。这条商路的水陆联运段15世纪时在埃及马木路克苏丹国辖境内。苏丹对过境货物征收相当于商品价值35%的高额关税，严重影响了西欧商人的利益，抑制阻碍了东西方贸易和物资交流。于是葡萄牙人向南探航、西班牙人向西南探航，英国人向西探航，从而开始了地理大发现。以后荷兰人向东北探航，法国人向西北探航，俄国人向东探航和探险，从而推进了地理大发现。所以，绕过东地中海地区的穆斯林势力，开辟到印度、东南亚、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的新航路，直接与他们通商做生意，是地理大发现最直接、最主要、最独特的因素，是亚非文明国家所不具备的。欧洲、西欧不仅从早已存在并长足发展的东西方贸易中感受到东方的富裕、发达，并且从到过东方的那些西方人的游记、报道、着述中了解到东方的繁荣富庶。其中最激起人们对东方的向往和冒险远游热情的便是马可·波罗及其《游记》。马可·波罗对东方的文明和财富作了夸张的描写，刺激了欧洲人从各个方向冒险前来。15世纪以来只有欧洲具备了地理大发现的自然地理学基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则是地理大发现的思想和精神因素。
新教和天主教在欧洲反复厮杀、斗争，迫使一部分新教徒到海外谋生拓殖，创建新教的世上千年王国。面对新教的挑战，天主教进行反宗教改革，并成立耶稣会等组织到海外传教，争取信徒，与新教争夺。而到海外求发展的新教徒和到新发现地区传教的天主教教士，则进一步推动了发现、探险、征服的运动。综上所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对地理大发现产生了深远的印象，构成欧洲、西欧进行和完成地理大发现的独特的因素和基础。以上我们总结了地理大发现得以开始并由欧洲国家完成的一般的和普遍的历史背景，论述了欧洲特别是西欧国家所特有的基础条件。此外，欧洲得以进行和完成地理大发现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和条件。各种传说和猜测都激起人们的好奇心、求知欲和淘金热，成为地理大发现的一个因素。而且传说中的大西洲、圣布雷顿岛、七主教城岛——安提利亚——安得列斯、巴西岛等皆在欧洲以西的大西洋中。这对后来西欧人向西深入大西洋探险有一定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