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

杨炯

在初唐文坛的璀璨星空中，杨炯（约650—约693年）作为初唐四杰之一，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齐名，以其刚健雄浑的诗风和对近体诗律的探索，为唐代诗歌的繁荣奠定了重要基石。然而，相较于其文学成就，杨炯的生平际遇与性格特质同样构成了唐代士人命运的一个复杂缩影。

杨炯出身于弘农杨氏，这是一个自汉魏以来便声名显赫的世家大族。优越的门第为他提供了良好的早期教育，据《旧唐书》记载，他“聪敏博学，善属文”，年仅十岁左右便应神童举，待制弘文馆，早早步入了仕途的预备阶段。这一早年经历，既赋予了他深厚的学养，也塑造了他对功名的热切渴望。

然而，杨炯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他在高宗及武后时期，长期担任校书郎、詹事司直等闲散官职，郁郁不得志。这种境遇与其“耻在王后，愧在卢前”的著名宣言密切相关。当他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并称“四杰”时，时人排序为“王、杨、卢、骆”，杨炯对此表示：“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这句话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既自负又不无谦抑的矛盾性格——他承认卢照邻的才华在自己之上，却对排名首位的王勃有所不服。这种强烈的个人意识与竞争精神，是初唐士人开始挣脱南北朝以来群体文学范式，追求个性表达的体现。

杨炯的仕宦生涯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是出任盈川令。关于其最终官阶，史料记载略有出入，但盈川令是其有明确记载的最后一任官职。

官职	大致任期	职责简介	史料来源备注
校书郎	高宗时期	秘书省属官，负责典籍校勘。	《旧唐书·文苑传》
詹事司直	太子属官	负责弹劾僚属，品阶不高。	《新唐书·文艺传》
盈川令	约武则天如意元年(692)前后	地方县令，掌管一务。	《旧唐书》载“卒官”，张说《赠别杨盈川炯箴》

在盈川令任上，杨炯的为政风格以严酷著称。据《旧唐书》描述，他“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搒杀之”，这种近乎暴戾的治理方式，或许是其长期政治压抑下性格的扭曲爆发，也反映了唐代部分官吏施政的实际情况。然而，同为“四杰”的骆宾王在《与博昌父老书》中却提及杨炯“下车作宰，似仲由之折狱；闭阁思过，类曹参之爱人”，描绘了一幅勤政爱民的形象。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载，可能源于不同时期的观察角度或史料作者的立场差异，共同勾勒出杨炯性格与为政的复杂性。

作为文学家，杨炯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和骈文上。他的诗歌，尤其是边塞题材的作品，气势磅礴，开启了盛唐的先声。《从军行》是其最负盛名的代表作：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这首诗一扫南朝宫体诗的柔靡之风，以紧凑的节奏、雄健的意象，抒发了投笔从戎、建功立业的豪情，充分体现了初唐士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在诗歌形式方面，杨炯与“四杰”其他成员一样，致力于五言律诗的定型与完善，其作品在声律、上更为精严，推动了诗歌由古体向近体的演变。

杨炯的骈文也颇具功力，最为人称道的是《王勃集序》。在这篇序文中，他不仅追忆了与王勃的友谊，更系统地批判了初唐以上官仪为代表的“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的绮靡文风，高举起诗歌革新的大旗。他主张诗文应具有“骨气”，要能“思革其弊，用光志业”，这一文学主张对陈子昂等人后来的诗新运动产生了直接影响。

纵观杨炯的一生，他是一位处于过渡时期的典型文人。他身上既保留了世家子弟的优越感与功名心，又充满了不遇的苦闷与激愤。他的文学创作，承袭了南朝讲究形式的传统，却又注入了北朝的刚健气质与个人的现实情怀，成为从初唐走向盛唐文学巅峰的重要桥梁。他的“耻在王后”之言，他的严酷为政之举，与其雄浑壮丽的诗篇共同构成了一位有血有肉、充满矛盾与张力的历史人物，远非一个简单的文学符号所能概括。通过他，我们得以窥见在宏大的唐帝国崛起之初，一代文人士子复杂的心灵世界与不懈的艺术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