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世纪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尖锐矛盾，在于奴隶制度已走至穷途末路，从而导致各种经济部门衰落，各种矛盾激化，引发了全面危机。
帝国初期劳动工具有了很大的改进，出现了带轮的犁、割谷器、起重装置、排水机等先进工具。这些新的劳动工具的出现，要求生产者对劳动有一定的兴趣。但是，奴隶是被迫劳动的，对劳动丝毫没有兴趣。他们往往虐待牲畜、破坏工具。这意味着在奴隶制生产关系下排除了使用新的生产工具的可能性。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造成奴隶的大量死亡，并且激起奴隶的反抗。奴隶不断的逃亡和暴动，给奴隶制经济以沉重的打击。公元一世纪的罗马作家科路美拉在《论农业》中讲到农业的衰落时说道：“……事情不在于上天的愤怒，而毋宁说是我们自己的罪过。我们把农业象交给刽子手去惩办那样地交给奴隶中最不适宜的人去做……。”“他们（奴隶）把做工和其余的牲畜牧放得很不好，土地耕种得也很恶劣，……他们不关心那些撒到土地中去的种子会不会得到丰收，他们在打谷场把一部分粮食贮藏起来，或者用漫不经心的工作在打谷时减少粮食的数量。”在这种情况下，奴隶劳动的生产率可想而知。另一方面，由于帝国无力继续进行大规模的对外扩张，奴隶来源相对减少，奴隶的价格也不断提高。奴隶主企图用家生奴隶补充奴隶来源的不足，但是家生奴隶的培养、教育耗费较大，比高价买来的奴隶更不合算。使用奴隶劳动已经越来越无利可图。帝国的上层结构更使衰退的奴隶制经济不堪忍受。到了第三世纪，皇帝的宫廷、官僚体系、军队都已扩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为了维持这套膨胀中的国家机构，帝国政府必须支出巨大的经费。公共庆典挥霍无度。据统计，一世纪时罗马全年的节日为六十六天，二世纪时增加到一百二十三天，三世纪时则增至一百七十五天。在节日里，演出奴隶角斗、斗兽、戏剧、海战和骑战等，所有开支皆由国库支出。为此帝国政府不得不采取竭泽而渔的政策，把缴足税收的责任强加在各地城市库里亚的头上。如果一个城市的税收不能足额，这个地方库里亚的成员就要担负补足责任。在过去，富有的市民把置身市库里亚看做是政治权利和社会荣誉，现在却把它视作是可怕的负担。有的人宁可逃位而去，在位的也日趋穷迫。此外，政府还常常采用发行劣质货币应付紧迫的开支。三世纪初，金币含金量减少了百分之十七。新的银币，安敦尼币含银量仅百分之五十。三世纪中叶，银币用铜铸造，外包一层银，含银量只有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劣质货币的发行必然造成通货膨胀，而足值的旧币则被收藏保存，更影响了货币流通。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物价上涨，而且出现了物物交换的现象。城市经济开始走上了普遍衰败的道路。城市经济和农业经济的衰落是互相联系的。在奴隶制大田庄繁盛的时期，各地的农业曾有过较高的商品生产率。粮食、葡萄、橄榄都有过较大的市场。三世纪以后，大农庄生产日趋萧条，对市场的供应日益减少，加上城市商业的衰落，这个萎缩的趋势更加迅速，结果是大农庄越来越变成了自给自足的整体。缺少奴隶劳动的大农庄，只得放弃大规模的耕作，把大农庄的土地分成许多小块，分租给隶农耕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