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大发现的开始，是由于商业贸易上急迫需求的刺激。最初的远洋航行，是为了寻找从西欧前往亚洲的海路航线，以带回东方的香料。因为，从陆路到达亚洲的路程十分遥远，商队必须穿越亚洲的多个地区；而当时欧洲同亚洲的贸易已被威尼斯和热那亚等地的意大利商人垄断。
自古以来，西方便有着两条通向东方的贸易路线：其一是始于埃及和伊拉克的海上路线，其二则是被称为“丝绸之路”的陆上路线。海上路线利用了季风的特点：在每年的4月到6月之间，船只从苏伊士或巴士拉出发，分别经由红海或波斯湾进入阿拉伯海，再顺着从海洋吹向大陆的西南季风航往印度洋和中国海。大约在6个月后，也就是在10月到12月之间，吹向海洋的东北季风又会将航船带回其始发地。作为陆上路线的丝绸之路，其贸易路线西起地中海东岸（主要有亚历山大港、大马士革与阿勒颇等城市）与黑海沿岸。从这些地方出发，经过里海南部进入亚洲并穿过巴格达，分为几条支路穿过内陆地区后再汇集于咸海附近。在中亚的布哈拉，开始分路前往印度的德里与阿格拉。经过布哈拉，到达帕米尔北部的撒马尔罕后，丝绸之路再次出现分支：往北通向阿拉木图，往东穿越中亚，并沿昆仑山脉或天山山脉行进抵达中国城市西安。穆斯林在大部分时期里都控制着通往东方的各条商路。亚历山大、阿勒颇与大马士革被称为当时的“铁幕”。只有在13世纪下半叶到14世纪，当成吉思汗家族的蒙古帝国极盛时，以马可·波罗为代表的欧洲人才与“契丹”取得了联系。已有的贸易路线可以运送宝贵的香料，但却不得不遭受沿途关卡的层层盘剥，贸易受到了严重影响；这还没有算上多变的政治局势和盗匪的骚扰。进入十五世纪，威尼斯受到奥斯曼土耳其的封锁与入侵，西方人急迫地需要找到一条通往东方的新商路。在当时，地图学、航海术与造船术都取得了可观的进步。随着技术的进步，卡瑞克帆船与卡拉维尔帆船相继在伊比利亚半岛出现，远洋探险成为了可能。这些融合了传统阿拉伯船只与传统欧洲船只特点的帆船，首次能离开风平浪静的地中海，安全地航往大西洋的开放水域进行探索。
伊比利亚半岛上的王国的社会结构类似于公司。大家庭中施行长子世袭制，家庭中的长子可以继承家产，次子则可能进入教会，或在同摩尔人的战斗中碰运气，用努力来赢取荣耀和土地。当伊比利亚半岛的土地都被征服者们瓜分殆尽后，北非和罗马治下的廷吉塔纳毛里塔尼亚便成为了征服者们的新目标。葡萄牙先于卡斯蒂利亚完成失地收复，并已开始在北非建立殖民地。阿拉贡亦先于卡斯蒂利亚完成失地收复，并已派遣探险队去寻找直接穿越地中海的新航线。在卡斯蒂利亚完成收复失地运动后，伊莎贝拉女王下令军队继续征战非洲。然而，向西通往印度（实际上是美洲大陆）新航线的发现，改变了她原定的计划，从而持续了近8个世纪的征服活动也得以在这片未知土地上继续下去。新航路的开辟使世界开始走向整体，促进资本的原始积累以及全世界物种的交流与传播，加强了各大陆之间的联系。同时殖民国在亚非拉地区掠夺资源、屠杀与奴役当地居民、贩卖奴隶等暴行造成了如今亚非拉地区总体落后的局面。地理大发现时代结束于17世纪末。在15世纪中叶，人类知识总合中已知的陆地面积只占全体陆地的2/5，航海区域亦只有全部海域的1/10；但到了17世纪末，人类知识总合中已知的陆地和海域都已达到全体的9/10。当然，远洋探索依然继续着。直到19世纪，欧洲人才开始探索北冰洋和南冰洋。过去地理大发现曾被认为是缘于欧洲科技的瞬间跃进，或者少数航海先驱的英雄行径。当代史家则逐渐倾向认为，这是从十一世纪以来，欧洲内部经济、文化与科技逐渐成熟的结果。
地理大发现对全世界，尤其是欧洲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它让地中海沿岸的经济活动进入了数千年来最活跃的时期。起初，地中海的权力和财富掌握在位于意大利与希腊人手里；随着君士坦丁堡的陷落，阿拉伯人开始显赫于地中海。后来，葡萄牙与西班牙进行了收复失地运动，发现了新航路并进行了环球航行，意大利城邦失去了他们对东方贸易的垄断，欧洲的重心转移到伊比利亚半岛上。19世纪，北欧的法、英、荷三国开始活跃，他们主导了大西洋的经济活动，其中一部分国家的影响力延续至今。随着远洋探索的展开，跨洋的商业活动变得越来越频繁，海外贸易累积的财富激发欧洲人在美洲和亚洲的殖民事业，促使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的发展，最终直接、间接地激发了帝国主义。此外，在欧洲社会结构方面，商人们先后取代了南欧与北欧的封建领主，成为社会中最具权势的阶层。在英国、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资产阶级逐步控制了本国的政治和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