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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泽:中俄谈判护国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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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泽,字劼刚,湖南湘乡人,晚清著名外交家,曾国藩次子。他自幼接受传统儒学教育,同时受父亲影响,注重经世致用之学。在晚清内忧外患的背景下,曾纪泽以其卓越的外交才能和坚定的爱国立场,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中维护国家利益,尤其是在与俄国的谈判中,成功改订《伊犁条约》,挽回了部分利权,被誉为“中俄谈判护国使者”。

曾纪泽的外交生涯始于光绪四年(1878年),他被任命为驻英、法大臣,后兼任驻俄大臣。这一时期,清朝面临严峻的边疆危机。同治十年(1871年),俄国趁新疆阿古柏叛乱之机,出兵占领伊犁地区。清政府平定新疆后,于光绪五年(1879年)派崇厚赴俄谈判收回伊犁。然而,崇厚昏聩无能,在俄国的胁迫下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该条约规定中国仅收回伊犁孤城,却需割让伊犁西境、南境大片领土,并赔偿巨额军费,允许俄国在新疆贸易免税,且增辟通往天津、汉口的陆路商道。消息传回国内,朝野哗然,清廷拒绝批准条约,并将崇厚治罪。

在此危急存亡之秋,曾纪泽临危受命,于光绪六年(1880年)赴圣彼得堡,肩负起重新谈判的艰巨使命。他面临的局势极为不利:俄国态度强硬,以武力相威胁;西方列强多持观望态度;国内主战主和争论不休。曾纪泽深知,谈判不仅是言辞交锋,更是国力与意志的较量。他出发前便深入研究国际法、俄国国情及历史案例,制定了“争重让轻”的谈判策略,即坚守领土主权等核心利益,在赔款、通商等次要问题上可适当让步。

谈判过程中,曾纪泽展现了高超的外交技巧和坚定的原则性。俄国代表起初以崇厚所签条约为底本,拒绝修改。曾纪泽则援引国际法,指出崇厚擅自签约,未获朝廷批准,条约无效,必须重新商议。他逐条驳斥俄方的无理要求,尤其在领土问题上寸步不让。面对俄方的战争恫吓,曾纪泽沉着应对,指出中俄两国和平符合双方利益,若启战端,俄国亦需付出巨大代价。同时,他利用英、法等国与俄国的矛盾,积极开展外交斡旋,争取国际舆论支持。

经过半年多艰苦谈判,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六日(1881年2月24日),中俄双方签订《中俄改订条约》(即《圣彼得堡条约》)。与崇厚所签条约相比,新条约取得了显著成果:

条款对比《里瓦几亚条约》(崇厚签)《中俄改订条约》(曾纪泽签)
伊犁领土仅收回伊犁孤城,割让伊犁西境、南境大片领土收回伊犁九城及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仅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
赔款赔偿俄国500万卢布赔偿俄国900万卢布(作为军费补偿及俄商抚恤)
通商特权俄国在新疆、蒙古贸易免税,增辟通往天津、汉口商道取消俄商在蒙古贸易免税,仅限新疆;删去增辟天津、汉口商道条款
边境事务未详细规定增设领事及处理边境事务具体规定

通过曾纪泽的努力,中国成功收回了特克斯河流域约2万平方公里的战略要地,虽然赔款增加,但保全了更为重要的领土主权,并限制了俄国的商业特权。当时国际舆论对此评价甚高,英国报刊称“曾纪泽迫使俄国做出了它从未做过的让步,将业已吞下的领土又吐了出来”。

除了对俄谈判,曾纪泽在其他外交领域亦贡献卓著。在担任驻英法公使期间,他积极考察西方政治、经济、军事制度,主张学习西方长处以自强。他协助处理了中法越南争端,虽未能阻止战争爆发,但在战前竭力争取和平,战后参与谈判,展现了一贯的稳健作风。他还致力于保护海外华侨权益,推动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建立。

曾纪泽的外交思想颇具前瞻性。他主张“诚信外交”,即在遵守国际公约的基础上,维护国家权益;强调“知彼知己”,深入研究对手国情与文化;坚持“据理力争”,以国际法为武器进行交涉。这些思想对近代中国外交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在腐朽的清朝体制下,其个人努力难以扭转国势衰微的大局。光绪十六年(1890年),曾纪泽病逝于北京,年仅51岁。

回顾曾纪泽的外交生涯,其核心贡献在于通过坚韧不拔的谈判,在实力悬殊的背景下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国家利益。他不仅改写了伊犁问题的结局,更树立了近代中国外交官的典范——既精通传统文化,又熟悉国际规则;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应变。在列强环伺的晚清,曾纪泽如同一道微光,照亮了弱国外交的艰难道路,其护国精神与外交遗产,至今仍值得铭记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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