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编纂完成（1782）

《四库全书》的编纂完成于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项空前壮举。这部鸿篇巨制不仅是对传统学术的一次系统性总结，也深刻反映了清代中期政治、文化与学术之间的复杂互动。其编纂过程跨越十余年，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最终形成了一部涵盖经、史、子、集四部的庞大丛书，成为中华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库全书》的编纂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由乾隆皇帝亲自下诏启动。表面上看，这一工程旨在整理和保存历代文献，弘扬文化；然而，其背后亦隐含了清廷巩固统治、加强思想控制的政治目的。乾隆帝任命纪昀为总纂官，率领包括陆锡熊、戴震等在内的众多学者，对全国征集而来的书籍进行甄别、校勘和编纂。整个工程历时约十年，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初步编成，次年（1782年）第一部抄写完毕，标志着这部丛书的正式完成。

在编纂过程中，学者们依据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将所收文献划分为经部（儒家经典及注疏）、史部（历史著作）、子部（诸子百家及技艺著作）和集部（诗文词曲等文学作品）。据《四库全书总目》统计，全书共收录书籍约3461种，另有6793种存目而未收录，总字数逾8亿字。为便于保存和传播，清廷组织抄写了七部副本，分藏于南北七阁，如下表所示：

阁名	所在地	备注
文渊阁	北京紫禁城	正本，供皇帝阅览
文溯阁	盛京（今沈阳）	副本，现存甘肃省图书馆
文源阁	北京圆明园	1860年毁于英法联军
文津阁	承德避暑山庄	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
文宗阁	镇江金山寺	太平天国时期毁损
文汇阁	扬州天宁寺	太平天国时期毁损
文澜阁	杭州圣因寺	部分损毁，后补抄

与《四库全书》的编纂同步进行的是禁书运动。乾隆帝借征书之名，对全国典籍进行审查，凡涉及反清思想、批判统治或违背儒家正统的著作，多遭销毁或删改。据后世学者估算，在整个四库编纂期间，被全毁或抽毁的书籍多达数千种，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等著作均遭不同程度的处理。这一方面体现了清廷对思想领域的严密控制，另一方面也导致部分珍贵文献的永久失传，成为文化史上的重大损失。

从学术价值来看，《四库全书》的编纂虽带有政治色彩，但其文献整理成就不可忽视。它系统梳理了先秦至清初的学术源流，并附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每部书籍的作者、内容、版本及真伪进行了考辨，成为后世研究古籍的重要参考。同时，编纂过程中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学者，如戴震在经学与考据学上的贡献，邵晋涵在史学方面的成就，均借此平台得以发扬。此外，全书的抄写与校勘工作也推动了清据学与版本目录学的蓬勃发展。

然而，《四库全书》的编纂也暴露了清代文化政策的双重性。一方面，它汇集了历代精华，堪称传统文化集大成之作；另一方面，其编纂过程中的审查与销毁行为，又对文化遗产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这种矛盾在乾隆朝的文化政策中屡见不鲜，既展现了清帝国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又反映了其通过思想统制维护政权的本质。

时至今日，《四库全书》的七部副本中，仅文渊阁、文溯阁、文津阁及文澜阁（补抄本）基本完好保存，成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资源。自20世纪以来，随着影印与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四库全书》得以更广泛地传播，继续为学术研究提供支持。回顾其编纂历程，我们不仅应肯定其在文献保存与整理上的巨大成就，也需反思其中所蕴含的历史教训，即文化传承必须在开放与包容中才能真正焕发生机。

综上所述，1782年《四库全书》的完成，既是清代文化事业的巅峰，也是中国古代丛书编纂史上的里程碑。它凝聚了无数学者的心血，承载了丰富的学术内涵，同时其背后的政治动机与禁书运动，亦成为后人审视清代历史与文化政策的重要镜鉴。通过深入剖析这一事件，我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传统社会的文化生态及其复杂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