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擞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星空中，龚自珍（1792—1841）犹如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以其锐利的批判精神和深沉的忧患意识，照亮了晚清社会的沉暮与僵化。他的著名诗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出自《己亥杂诗》第一百二十五首，不仅是对时代危机的呐喊，更成为后革图强的精神象征。这句诗写于1839年，正值战争前夕，中国社会内忧外患交织，龚自珍以文学为武器，深刻揭示了封建末世的积弊，并呼唤一场彻底的社会革新。

龚自珍生于浙江仁和（今杭州）一个书香门第，祖父和父亲皆在朝为官，他自幼接受传统儒学教育，却因性格耿介、思想独立，多次科举失利，直至道光九年（1829年）才中进士。然而，他的仕途并不顺遂，长期担任礼部主事等闲职，这反而让他有更多时间观察社会、批判时政。龚自珍的学术背景深厚，他钻研经学、史学和金石学，但不同于当时盛行的考据学派，他更注重“经世致用”，主张学问应服务于现实。在战争前夜，他敏锐地察觉到清王朝的衰落趋势，并在诗文中多次抨击官僚腐败、思想禁锢和社会不公。

《己亥杂诗》共315首，是龚自珍辞官南归途中的作品集，其中第一百二十五首尤为著名：“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首诗的背景是道光年间（1820—1850）的社会危机。当时，清政府在贸易中节节败退，白银外流严重，农民起义频发，而统治阶层却沉溺于天朝上国的幻梦。龚自珍用“万马齐喑”比喻思想界的压抑，用“风雷”象征变革的力量，直指人才选拔制度的僵化——八股取士禁锢了创新，导致国家缺乏应对危机的能力。

龚自珍的思想并非孤立存在，它与晚清社会变革密切相关。以下表格梳理了其生平与时代关键事件的关联：

时间	事件	龚自珍的关联与影响
1792年	龚自珍出生	成长于乾嘉盛世末期，亲历社会由盛转衰
1820-1830年代	输入激增，白银危机	在《西域置行省议》中提出西北边疆改革，警示外部威胁
1839年	撰写《己亥杂诗》	以诗歌批判官僚体制，呼吁变革人才制度
1840-1842年	战争爆发	其思想为后来的洋务运动和维新派提供启蒙
1841年	龚自珍去世	未能亲眼见证战争结局，但其预言成真

龚自珍对人才问题的批判，根植于他对科举制度的深刻反思。清代科举以八股文为标准，强调格式而非内容，导致士人思想僵化。他在《明良论》等文中指出，这种制度培养出的官员多“庸碌无能”，无法应对国家危机。同时，他主张改革官僚体系，提出“更法”“改图”等理念，强调实用人才的重要性。例如，他建议扩大选拔范围，引入精通实务、科技和外交的人才，这在当时极具前瞻性。

龚自珍的“不拘一格降人才”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洋务运动如曾国藩、李鸿章虽未直接受教于他，但通过其著作吸收了变革意识；维新派梁启超更将龚自珍誉为“近世思想自由之先导”。在戊戌变法中，康有为、谭嗣同等人提出废八股、兴学堂，正是对龚自珍呼吁的回应。此外，龚自珍的经世思想还影响了后来的革命派，孙中山在《方略》中强调人才与国家兴衰的关系，亦可视为这一理念的延伸。

从历史视角看，龚自珍的诗句不仅是文学杰作，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近代化的艰难起步。他生活在传统与变革的十字路口，其思想兼具批判性与建设性：一方面，他揭露了封建制度的痼疾，如土地兼并、腐败横行；另一方面，他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如加强边疆防御、促进工商业发展。尽管他的主张未被当时统治者采纳，但战争的惨败验证了他的预见。正如历史学家萧公权所言，龚自珍是“旧时代的最后一位诗人，新时代的最初一位思想家”。

总之，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超越了文学范畴，成为中华民族觉醒的号角。在今天，这句诗依然警示我们：人才的多样性与社会的开放性，是国家发展的基石。回顾龚自珍的生平与思想，不仅能加深对晚清历史的认知，更能从中汲取智慧，应对当代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