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尔扈特部东归（1771）

土尔扈特部东归（1771）

土尔扈特部东归，又称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或土尔扈特部万里东归，是18世纪中叶发生在欧亚大陆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以渥巴锡汗为首的土尔扈特蒙古部族，因不堪忍受沙俄帝国的压迫，毅然决定率领部众离开已居住近一个半世纪的伏尔加河下游流域，历经艰险，长途跋涉，最终成功返回中国新疆，重新臣服于清朝政府。这一壮举不仅展现了土尔扈特人民强烈的民族向心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也对清朝的民族政策及中亚地缘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历史背景与西迁

土尔扈特部是中国厄鲁特蒙古（西蒙古）四部之一（另三部为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17世纪30年代，由于厄鲁特蒙古内部纷争及草场压力，土尔扈特部在首领和鄂尔勒克的率领下，逐渐西迁，最终于17世纪30至40年代抵达当时人烟稀少的伏尔加河下游沿岸定居。他们在此建立了汗国，保持了游牧生活方式和传统的政治社会组织。

然而，自18世纪初彼得一世（彼得大帝）统治以来，沙皇俄国的势力不断扩张，对伏尔加河流域的控制日益加强。沙俄政府逐步对土尔扈特汗国实施一系列限制与压迫措施：

压迫措施类别	具体内容
政治干预	要求汗国宣誓效忠沙皇，干涉汗位继承，削弱汗王权力。
军事征调	强征土尔扈特骑兵参加俄国与瑞典、土耳其等国的战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
经济盘剥	征收繁重赋税，限制贸易活动。
宗教与文化同化	强迫土尔扈特人改信东正教，压制其传统的藏传佛教信仰。
领土侵蚀	鼓励俄国农民和哥萨克人向伏尔加河流域移民，挤占土尔扈特人的传统牧场。

这些压迫使得土尔扈特部民怨沸腾，对故土的思念与日俱增。同时，他们与厄鲁特蒙古其他部族以及清朝中央政权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东归决策与启程

1761年，年轻的渥巴锡继任土尔扈特汗国汗位。面对沙俄变本加厉的控制（甚至计划征调其16岁以上的所有男子参与对土耳其的战争），以及部众日益强烈的归乡意愿，渥巴锡开始秘密筹划东归大计。他联合台吉、喇嘛等上层人物，经过长期准备，最终决定于1771年1月行动，以躲避俄国的监视。

1771年1月17日（农历土尔扈特历法十二月二日），渥巴锡率领约17万部众，点燃了居住的木质宫殿和村落，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东归的征程。这一决绝的行动，表明了了他们破釜沉舟、永不回头的决心。

艰苦卓绝的万里征途

东归之路充满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土尔扈特人需要穿越广阔无垠、冬季严寒的哈萨克草原，面对沙俄军队以及受俄国指使的哈萨克小帐、巴什基尔人等部族的围追堵截。他们缺乏足够的粮食和御寒物资，疾病和饥饿时刻威胁着生命。

主要困难	具体情况与影响
沙俄及盟友追击	俄军及哈萨克骑兵不断袭击，发生多次激烈战斗。
恶劣自然环境	遭遇暴风雪、严寒、沼泽、戈壁沙漠，牲畜大量死亡。
物资极度匮乏	粮食、药品短缺，饥寒交迫，疫病流行。
巨大人员损失	据估算，出发时约17万人，最终到达伊犁时仅剩约7-8万人，损失过半。

尽管付出了惨重代价，土尔扈特人在渥巴锡的坚强领导下，凭借对回归故土的坚定信念，克服了重重困难，历时近半年，行程逾万里，终于在1771年7月抵达中国新疆的伊犁河流域。

清朝的接纳与安置

对于土尔扈特部的来归，清朝乾隆皇帝给予了高度重视。他秉持“怀柔远人”的传统政策，认为土尔扈特部是“慕仁归来”，应予接纳和抚恤。乾隆帝迅速派遣官员前往伊犁进行接洽和安置工作。

清政府为疲惫不堪、物资耗尽的土尔扈特部众提供了大量的紧急援助：

援助类型	具体措施
物资救济	调拨牛羊、粮食、帐篷、衣物、茶盐等生活必需品。
土地划分	在新疆天山南北的巴音布鲁克、和布克赛尔、精河、乌苏等地划拨优良牧场，供其游牧生息。
政治安排	封渥巴锡为卓哩克图汗，其他首领也分别授予亲王、郡王、贝勒等爵位，仍令其管辖部众。
行政管辖	将土尔扈特部编为盟旗，隶属于伊犁将军管辖，同时保持其一定的自治性。

1771年秋，渥巴锡等首领前往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乾隆帝，受到盛大接待。乾隆帝还亲自撰写《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篇碑文，以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碑立于承德普陀宗乘之庙，永志纪念。

历史意义与影响

土尔扈特部东归具有多重深远的历史意义：

首先，它强烈体现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土尔扈特部远离故土百余年，身处异域，却始终心系祖国，其不畏牺牲、万里回归的壮举，是爱国主义精神的生动写照。

其次，这一事件巩固了清朝对西北边疆的统治。土尔扈特的归来，增强了新疆地区蒙古族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当地的政治格局，有助于维护边疆稳定。

再次，东归事件在国际上产生了影响，打击了沙俄向伏尔加河流域及中亚扩张的势头，展现了清朝作为东方大国的威望。

最后，土尔扈特东归的史诗，成为蒙古民族乃至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其展现的不屈不挠、追求自由的精神，至今仍被传颂。

综上所述，土尔扈特部东归是一次波澜壮阔的民族迁徙，是清代民族关系史和中俄关系史上的重要篇章。它不仅是土尔扈特人民为摆脱压迫、回归文化母体而进行的英勇抗争，也是清朝成功实施民族政策、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个典范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