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遂良谏立武后疏

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臣子的谏言往往能折射出朝堂的暗流涌动与权力更迭的预兆。褚遂良谏立武后疏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例。这篇奏疏不仅反映了唐高宗时期立武则天为后的政治风波，更展现了以褚遂良为代表的贞观老臣对王朝命运的深切忧虑。本文将从褚遂良的生平背景、谏疏的历史语境、核心论点、后续影响以及相关历史事件的扩展，对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进行专业梳理。

褚遂良，字登善，杭州钱塘人，出身江南士族，其父褚亮为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遂良博通文史，尤工书法，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初唐四大书家。他于太宗朝历任起居郎、谏议大夫，以直言敢谏著称，深受太宗信任，曾被委以顾命之任。高宗李治即位后，褚遂良与长孙无忌同受遗诏辅政，官至尚书右仆射，封河南郡公，是当时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

永徽六年（655年），唐高宗欲废黜王皇后，改立武昭仪（即武则天）为后，此举在朝中引发激烈争议。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贞观旧臣坚决反对，而李勣、许敬宗等人则暗中支持高宗。在这场决定唐朝命运的政治博弈中，褚遂良的谏言成为反对派最强烈的呼声。

据《资治通鉴》与《旧唐书》记载，褚遂良在御前会议中慷慨陈词，其谏疏核心论点可归纳为以下数端：

首先，他强调王皇后出身名门，乃太宗亲自为高宗所选，无显著过失，不可轻废。其次，他援引历史教训，指出武氏曾侍奉先帝，若立为后，将玷污皇室清誉，天下人将谓陛下为何如主。最为激烈的是，褚遂良当场置笏于殿阶，叩头流血，曰：还陛下笏，乞放归田里。这种以辞官相胁的激烈谏诤，充分显示了其反对立武后的坚定立场。

为更清晰展现当时各方政治势力的态度对比，特制表如下：

政治派别	代表人物	立场	主要理由
反对派	褚遂良、长孙无忌、韩瑗、来济	坚决反对立武后	维护礼法传统，武氏身份不当
支持派	李勣、许敬宗、李义府	支持立武后	迎合帝意，谋求政治上升
中间派	部分朝臣	观望或沉默	明哲保身，避免卷入政治漩涡

褚遂良的激烈反对未能改变高宗心意，反而招致严重后果。高宗在武则天鼓动下，将褚遂良贬为潭州都督，后改桂州都督，再贬爱州刺史。显庆三年（658年），褚遂良在流放地忧愤而卒，享年六十三岁。

这一事件的后续影响极为深远。武则天被立为皇后后，逐步清除政敌，长孙无忌被迫自尽，韩瑗、来济等皆遭贬死，贞观时代形成的政治格局彻底瓦解。武则天由此开始其走向权力巅峰的历程，最终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看，褚遂良谏立武后事件具有多重历史意义：

首先，它标志着唐代政治从贞观之治的君臣共治模式向高宗武后时期的集权专制转变。贞观老臣的凋零使得皇权更加集中，为武则天日后专权扫清了障碍。

其次，这一事件反映了唐代门阀政治向寒门势力崛起的过渡。武则天提拔许敬宗、李义府等寒门士人，打破了关陇集团对朝政的垄断，客观上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

再者，从政治文化角度看，褚遂良的谏诤体现了儒家士大夫以道事君的传统，其不畏强御、坚守原则的精神成为后世谏臣的典范。宋代苏轼在《晁错论》中虽未直接提及褚遂良，但其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与褚氏一脉相承。

值得注意的是，褚遂良的政治悲剧也与其个人性格有关。史载其性刚直，不善权变，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缺乏灵活性。这与长孙无忌的权谋、李勣的圆滑形成鲜明对比，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不同的政治结局。

后世对褚遂良的评价多持肯定态度。《旧唐书》赞其学术所长，至若赤心奉国，忠贞无贰；《新唐书》亦谓其谏奏忠恳，往往削切。明代思想家虽对武则天多所肯定，但对褚遂良的气节仍表钦佩。清代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更将褚遂良与比干并论，认为其谏言虽未获纳，然正气凛然，足垂千古。

从书法史角度看，褚遂良的艺术成就与其政治生涯形成有趣映照。其书法遒劲秀美，代表作《雁塔圣教序》被誉为初唐楷书的典范。艺术上的精致与政治上的刚直，构成了这位历史人物的多面性。

综上所述，褚遂良谏立武后疏不仅是唐代政治史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中国古代谏诤文化的典型体现。它既展示了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坚持与无奈，也反映了制度、权力与文化传统的复杂互动。通过对这一事件的深入剖析，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唐代政治生态的演变轨迹，以及士大夫在皇权政治中的角色与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