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世纪的英国博学者弗朗西斯·高尔顿本可以像他著名的堂兄查尔斯·达尔文一样被人们铭记。 高尔顿热衷于计算和测量他能拿到的一切东西，这促使他在气象学、心理学、统计学、生物识别学、法医学和人类学等不同领域开展开创性工作。
但高尔顿也有一个致命的智力缺陷，即热衷于将达尔文在自然选择方面的革命性发现——以及流行的“适者生存”的科学概念——应用于人类。 满脑子都是维多利亚时代关于英国白人男性优越性的随意种族主义假设，他发起了对选择性人类育种的全力支持，并创造了“优生学”一词。
几十年后，高尔顿的想法引发了对“不适应者”的强制绝育——包括在美国——并最终导致了纳粹灭绝营的恐怖。
高尔顿的职业生涯可分为两部分：早年作为探险家、旅行作家和科学创新者； 然后是他后来在《物种起源》发行后对优生学的痴迷。
高尔顿出生于 1822 年，被认为是神童。 大学毕业后不久，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从一位实业家的祖父那里继承了家族财产。 年轻的高尔顿摆脱了谋生的束缚，放纵了他对旅行和狩猎的热情，前往埃及和圣地进行探险。 高尔顿的堂兄达尔文把他介绍给皇家地理学会，在那里他策划了为期一个月的探险，绘制非洲未开发角落的地图。
在他的非洲之旅中，高尔顿在绘制地图的详细测量方面表现出了真正的天赋，暗示他对数据收集的耐心奉献将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受益匪浅。 然而，他在国际外交方面并不那么成功。 在试图通过向国王赠送廉价礼物赢得通过部落国王的土地后，高尔顿回到他的帐篷，找到了国王自己的和平祭品，一个涂满黄油和赭色染料的裸体年轻女子。
正如高尔顿所说，高尔顿“毫不客气地将她驱逐”，与其说是出于道德原因，不如说是担心弄脏他的白色亚麻西装。 高尔顿写道，她“能够在她接触到的任何东西上留下印记，就像墨水完好的打印机滚筒一样”。 不用说，国王让高尔顿滚开。
回到伦敦后，高尔顿 (Galton) 写了一篇广受欢迎的非洲旅行记述，并为未来的冒险家编写了操作指南。 然后，他开始将自己的科学好奇心投向各种仍处于科学初级阶段的学科。
首先是对气象学的迷恋。 如果您认为今天的天气预报很糟糕，请想象一下在 1850 年代伦敦泰晤士报开始首次发布明天天气预报时的情况。 高尔顿像他职业生涯中的许多其他人一样处理这个问题：他出去收集数据。
1861 年，他建立了一个系统，欧洲各地的气象学家通过该系统收集天气数据——温度、风速和风向、气压——在一个月的同一时间每天三次。 高尔顿随后分析了数据以寻找可识别的因果模式，并在此过程中发现了一种被称为“反气旋”的现象。
但也许高尔顿对天气预报的最大贡献是发明了一些第一批天气图，其中包括风速箭头、温度圆盘以及雨和阳光的简单符号。
甚至高尔顿早期的一些著名失败也变成了巨大的成功。 1864 年，他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些知名人士创办了一份名为《读者》(The Reader) 的科学周刊，两年后解散。 几年后，其他一些同事以《自然》的名义恢复了该期刊，该期刊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受尊敬的科学出版物之一。
很难夸大达尔文在 1859 年出版的《物种起源》的科学和社会影响。高尔顿被他堂兄的自然选择理论迷住了，更被赫伯特斯宾塞的“适者生存”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新兴哲学。 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富有的白人精英天生就是最适者，而穷人和非白人大众显然缺乏生存斗争的能力。
高尔顿渴望找到能够证明令人满意和令人讨厌的人类特征可以代代相传的数据。 因此，他开始研究“伟人”——科学家、作家、法官和政治家——的家谱，并收集关于父亲、儿子和孙子共有的令人钦佩的品质的数据。 这是 19 世纪中叶，女性完全被忽视了。
他在 1869 年出版的《遗传的天才》一书中发表了他的研究结果，得出的结论是伟大确实是遗传的。 不管高尔顿否认精英享有的教育和社会优势，或者他发给杰出研究对象的问卷显然有偏见，高尔顿的工作在许多方面也是开创性的。 他是第一个使用家谱和调查问卷来收集有关遗传特征的数据的人，这种技术将成为后来遗传科学工作的基础。
《世袭天才》获得了褒贬不一的评价。 自然是温和积极的。 达尔文给了它两个（相反的）大拇指。 但也有批评者坚持认为，单靠继承的“天性”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能力或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统称为“养育”的生活经历和教育机会。
《泰晤士报》写道：“阅读、写作和密码方面的普遍知识以及贫困现象的消失将比任何选择婚姻制度更快、更高地提高国民的能力等级。”
为了回应他的批评并证明先天对后天的支配，高尔顿回到了他最擅长的领域，收集了确凿的数据。 在一项研究中，他要求 205 组父母和他们的孩子报告各自的身高。 当他在图表上绘制身高时，他发现高个子的孩子平均比他们的父母稍矮，而矮个子的孩子平均比他们的父母高。
高尔顿用甜豌豆重复了这个实验，发现了同样的结果。 从大种子长出的植物产生的豌豆比亲本种子更小，平均而言并不大。 他发现的是“回归均值”的统计现象，甚至还发展了一个公式叫做回归系数。 仅出于这个原因，高尔顿就是生物统计学的先驱。
在类似的天才中，高尔顿意识到证明遗传影响不变的最好方法是找到出生时分开并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中长大的同卵双胞胎。 如果他们在健康、性格和成就方面保持相似，那么他的理论就会得到验证。
高尔顿着手寻找他分开的同卵双胞胎，但他继续进行了科学史上最早的一些双胞胎研究。 在 1875 年的一篇论文中，他报道了 94 对有着惊人相似之处的双胞胎，不仅在外表上，而且在品味和气质上。 同样，高尔顿的结论明显偏向于他的假设，但 1875 年的第一个双胞胎研究为行为遗传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奠定了基础。
高尔顿还在法医学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双关语是痛苦的）。 其他人在指纹识别领域做了重要工作，但最终说服苏格兰场采用法医技术的是高尔顿，他再次通过大量数据收集和仔细分析证明，没有两个指纹是完全相同的，而且指纹保持不变在整个生命周期。 我们还要感谢高尔顿发明了拱形、环形和螺纹指纹分类系统。
可悲的是，高尔顿对科学的贡献几乎完全被他对优生学的坚定信念所掩盖，高尔顿将优生学定义为“对改善或损害人类和后代先天素质的生物和社会因素的科学研究”。
高尔顿在 1883 年创造了优生学这个词，但他在十年前就在写他关于优生学乌托邦的想法。 在 1873 年弗雷泽杂志的一篇文章中，他描述了一个未来，在这个未来中，基因精英会受到国家的激励，而基因“不适合”的人将完全被禁止生育。 在早些时候写给《纽约时报》的一封信中，他提议将非洲交给中国人民，并表示如果中国人“杂交并最终取代”非洲人，“收益将是巨大的”。
重要的是要指出，高尔顿的观点远不止于此，而且在充满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的维多利亚时代，关于优劣“股票”的讨论很普遍。 当高尔顿在 1904 年发表关于优生学的演讲时，著名的思想家应邀作出回应。 作者 HG Wells 起初听起来持怀疑态度，认为个体的相对遗传优势太难量化。 但随后他得出了令人震惊的结论：
威尔斯写道：“自然之道一直是杀死最后的动物，而且仍然没有其他办法，除非我们能够阻止那些可能成为最后的动物的出生。” “改善人类种群的可能性在于失败的绝育，而不是选择成功的育种。”
哎呀。
可悲的是，高尔顿的一些最具攻击性的想法最终付诸实践。 不仅在纳粹德国，数以百万计的基因或种族“不适合”的人——残疾人、精神病患者、同性恋者、吉普赛人和犹太人——被围捕并灭绝。 但在美国，也有针对墨西哥裔美国人、非裔美国人和美洲原住民以及已定罪的罪犯和精神病患者的强制绝育计划的可耻历史。
高尔顿获得了许多荣誉，包括 1909 年的爵士称号。他于 1911 年去世，没有留下任何孩子（他结婚 43 年的妻子于 1897 年去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活得足够长，看到英国开始建立福利国家，为老年人提供养老金和免费学校供餐，这些措施将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并否定优生学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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