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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然法师和黄质夫从结怨到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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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寂然法师和黄质夫从结怨到殊途同归

  王炳毅

  2007年秋,南京栖霞中学校园里矗立起我国著名乡村教育家黄质夫的半身铜塑像,他生前曾担任栖霞乡村师范(今栖霞中学)校长多年,贡献卓著。如今,黄质夫辞世已近半个世纪,他已隐入历史帷幕后。铜像上的他远眺的目光深邃,仿佛在沉思,在聆听校园里孩子们的琅琅读书声和喧笑声。

  而在紧傍栖霞中学的千年古刹栖霞寺中,有一座质朴庄严的寂然法师纪念铜像。这位充满爱国情怀、心地慈善的高僧在1937年底以监院(当家和尚)的身份挺身而出,带领寺庙众僧与日本侵略军展开斗争,保护了23000多位难民。近年他还成为被誉为中国版《辛德勒名单》的电影《栖霞寺,1937》中的主角形象,感动了国内外千百万人。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民国时期风雨如磐的时代背景下,黄质夫、寂然这两位杰出的人物却因地产之争,由邻居演变为仇家,聚讼频年,乃至酿成学生和僧人的冲突,这轩然大波一度惊动南京国民政府高层,乃至惊动全国的教育界及佛教界。岁月沧桑,流年似水,栖霞山上的枫叶红了一年又一年。早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黄质夫这位教育家并非“得理不让人”,而是作了内心的理性反思。至于寂然法师,从存世的佛教界的《佛教春秋》、《海潮音》等一些史料看,他也感到黄质夫这位献身乡村教育事业的校长乃是出于公心,已有心作出让步化解仇怨。然而,抗战全面爆发,战火弥漫,神州遭劫,黄质夫带领部分师生西撤湖南、贵州,两人最终失去和解的机会,1939年寂然法师积劳成疾,郁郁而终。

  一

  黄质夫,名同义,字质夫,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出生在江苏仪征十二圩。祖籍湖南邵阳,祖父早年为湘军弁勇。清同治年间,曾国藩裁汰大批湘军官兵,其祖父也在此列。退伍后留居仪征,以务农为生,黄质夫幼年便跟随父母参加劳动,磨练出吃苦耐劳、奋发进取的品格。1913年他以第一名成绩考入扬州省立第五师范(今扬州中学),品学兼优,是校长任诚(孟闲)的高足。毕业留校工作二年,1920年黄质夫考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为国立东南大学。那时,留美学成归国的陶行知为该校教授兼教务长,他学贯中西,在师生中颇具声望。黄质夫服膺其精神追求与理念,一直奉陶先生为良师益友。

  1924年,黄质夫从东南大学农艺系毕业,即投身乡村师范教育事业。始在江苏界首乡师三年,多有建树。1927年由南京中学校长邰爽秋聘请,来到栖霞山创办栖霞乡村师范。黄质夫自奉廉俭,组织师生生产劳动,艰苦办学。他常去栖霞山九乡四十八村调查乡情,经过几年苦心经营,栖霞乡师面貌一新。山脚下竖起了一座座宽敞明亮的校舍、教室、礼堂、自然科学馆、图书馆、农业研究室,师生员工宿舍也初具规模。教师队伍人才济济,如国文教师任中敏(扬州大学教授,著名曲词学家)、何棣先(后为贵州大学教授)、鲍勤士(著名学者)、汪静之(著名诗人、作家),音乐导师敖克成,教育导师胡宏模、姚虚谷等。他们在黄质夫的领导下,为办好栖霞乡师竭尽才智。“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也正因如此,吸引来自镇江、丹阳、泰兴、扬州等地学生前来报考。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如竺可祯、黄炎培、陶行知、陈立夫等相继到栖霞乡师考察,盛赞“学校设备之整洁,工作之紧张,教学之认真,作风之纯朴,有非他校所及者……”

  由于黄质夫开展卫生、拒毒、禁赌等宣传,举办农村游艺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影响日增,且又出面支持乡民向栖霞寺、衡阳寺等寺宇争田产,得罪了地方上一些劣绅,他们联名具状,向法院控告黄质夫“伪行仁义,毁人清誉”“勾结乡党顽民,图谋不轨”等所谓“八大罪状”。这一招卑劣而歹毒,黄质夫审时度势,沉着应对。他曾遭到首都地方法院的传讯与无理拘留,此事引发教育界人士公愤,京沪等地报刊舆论也进行声援,一时激起轩然大波。法院不得不宣布将黄质夫无罪释放。他回校那天,栖霞街上成千居民、农民、学校师生夹道迎接。

  不多久,麻烦又来了。1930年,晓庄师范遭查封,校长陶行知被迫出逃以避祸。陶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一些进步学生被捕,其中十位共产党员学生被杀害。紧接着,素与陶行知关系密切的黄质夫也被国民党江宁县党部传去谈话,黄质夫慷慨陈词,据理直言。县党部抓不到把柄,只得暂且作罢。月余后,借口栖师管教不严,要求校长辞职,又用行政手段将黄调离并派人去学校接管,黄质夫终于被迫离开栖霞乡师。

  当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的张道藩素闻黄质夫大名,旋力邀黄到浙江肖山湘湖师范任校长。黄质夫在湘湖师范工作9个月,刚刚理出头绪并熟悉校情,又被调回江苏再次任栖霞乡师校长,他仍一如既往地致力教育事业。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一直与黄质夫作对的地方劣绅豪强及五老会、三茅会等帮会头子又发来几份指控黄的材料。黄质夫廉正耿直,全力办校。陈立夫亲去栖霞乡师考察才知那些材料纯属诬告,是颠倒黑白。陈立夫在乡师的食堂与师生们同桌吃了顿饭,以示亲近下层。食堂很整洁,由各班男女学生轮流值勤打菜打饭,洗碗筷扫地。菜多为豆腐炖青菜、芹菜炒香干等素菜,口味尚可,令陈立夫及随行人员吃了很满意。临行前他为乡师题词“有教无类”,他的公开表态与题词让黄质夫感到压力大为减轻,但风波并未就此停息。1934年又生事端。这次栖霞乡师为在校东面山头上建一座气象台,乡师学生和栖霞寺僧人发生争执,乃至殴斗,互有人员受伤。南京的《中央日报》《朝报》《南京人报》《扶轮日报》等多家报社的记者赶来栖霞采访。从南京社会舆论反映来看,总体上似乎对栖霞寺僧人一方不利。但戴季陶对寺僧的幕后全力支持很快就产生了作用。

  南京栖霞镇外九乡河畔,旧有一座戴氏宗祠,它始建于清道光年间,距河上沪宁铁路钢架桥不足70米,为一座不大的古旧的四方建筑,灰砖黑瓦。戴家圩村就在祠堂的东北边,为一自然村落。村民多以务农为生,且半数以上村民姓戴,同一宗族。据几位戴姓乡邻回忆:20世纪30年代初,民国政要、中央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曾两次来到栖霞戴家圩村了解情况,并在确认了自己家一门戴氏与这儿的戴氏源出一支为宗亲后,他去戴氏宗祠燃香祭拜过祖先神位,并为戴氏贫苦村民捐过善款。

  自从戴季陶与栖霞山下戴氏家族认叙了族谱,且常去栖霞寺烧香拜佛,与寺中监院明常、知客僧若诚及法舫等僧人关系混得很熟,他便插手此事,告知僧人们:这几年来不单是从美国留学归来出任南京中学校长的邰爽秋教育硕士鼓吹征收各寺庙田产,用于兴办学校,在国内很多地方,都出现这一现象。栖霞寺乃南京首要寺宇,名扬远近,僧人们理当据理力争,求得全国佛教界和社会上一些名流贤达的支持,挫败黄质夫等人的阴谋。戴季陶还慨然表示,他当与南京政府上层行政院长汪精卫、监察院长于右任、宪兵司令谷正伦、内政部长薛笃弼等人疏通、打招呼。于是明常、法舫、若诚等僧人勇气倍增,他们多方活动,又给国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汪精卫等政要写信,请求主持公道。如《佛教日报》于1935年6月4日载文云:“……栖霞山栖霞师范校长黄质夫,前年因校址问题,与栖霞僧发生纠纷,涉讼经年,最后黄获胜,最近该校为增加校外风景,上月计划建一凉亭(实为气象台),迄将完工,四日晨七时,该校学生藉故与寺僧发生口角,继起冲突,结果寺僧有微伤。现闻寺僧方面,以该学生等恃势侮辱,拟以法律解决云……”而寺监院明常因发现《中央日报》刊登的一些文教界名流学者如竺可桢、李清悚、吴贻芳等文章大都同情支持兴办教育的黄质夫,记者的报道也有明显倾向性,很是不满,遂于1935年6月7日致函《中央日报》主编程沧波云:“据贵报6月5日所登栖霞寺僧与栖霞乡师学生冲突一节,词涉虚浮,殊非事实,因特声诉真相,以免混惑视听。查江苏省立栖霞乡村师范学校校长黄质夫(即黄同义)于民国二十三年,因侵占栖霞寺产,掘坟毁尸,诉经江宁高等法院,黄质夫自知理屈,央请多人调停,并亲笔立有退产文约三纸,愿将侵占之地悉行退归寺有,以求免罪。当时栖霞寺僧,念其知悔,收受退产文约让步……岂意黄质夫……于结案后,绝不履行退产之议,并转请江苏教育厅转呈省政府咨行内政部,以扩充校址为借口,须征收栖霞寺产二百八十余亩之多。寺僧闻之骇异,遂向内政部诉愿撤销征收。奉批以所诉尚有理由,候咨请江苏省政府依法答辩,再行核夺在案。乃黄质夫不候愿解决,于征收尚未成立,以续逞其前所未遂之侵占行为。寺僧迫不得已,婉词劝其息工,以俟内政部诉愿解决。黄质夫不惟不听,竟敢鸣锣聚众,指挥学生,即在寺产内之龙山头,毒打寺僧,致成重伤,已由江宁地方法院验明,侦讯在案。而黄质夫又因事迹难掩,复捏词传播,颠倒是非,致报纸偶未及察,为之刊载,希图诿卸,尚乞贵报将此函照登,以资更正为感。”程沧波考虑再三,在中央日报第七版偏下角版面以小五号字刊出此函。很显然,他还是倾向于同情黄质夫的。

  二

  1935年秋,寂然出任监院。双方的对抗并未停止,但较之前一二年剑拔弩张的气氛而言,已趋向于理性,学生和僧人都避免发生冲突。寂然不事张扬地开展公关,争取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他特别向外界披露寺方的困难和他们弘扬佛教理念、乐善好施的精神,请求上海玉佛寺,镇江金山寺、定慧寺,南京清凉寺、鸡鸣寺,北平碧云寺,苏州护国寺、虎丘灵岩寺等名刹主持监院和方丈高僧的公开支持,广造声势,又以栖霞寺名义参加各地慈善赈灾活动……无疑寂然的策略要比其前任明常高明些,他的做法让黄质夫感受到一种压力。

  寂然法师是江苏盐城东台木并茶市(今江苏南通市如东县木并茶镇)人,俗姓严,出身贫苦农家,少年出家,后在句容宝华山隆昌寺受戒,禅定于镇江焦山定慧寺。寂然精研佛学,素有济世之心,为人沉稳,严于律己,坚忍不拔。上世纪20年代后期,他经谛闲大师推荐入栖霞寺,初任知客,勤理事务,善于应付。他接任监院后,曾试图与栖霞乡师一方和解,在当地戴姓大族族长戴礼门安排下,他与黄质夫在栖霞寺山门外的红景精舍晤面。两人各坐一方,清茶一杯。据家住金家庄的戴家乐晚年回忆:他很早就听族中祖父辈戴礼门说过,寂然在这次会晤中先就表示,他一直很赞赏黄质夫给栖霞乡师制定的任务——“救百万村庄的穷,化万万农工的愚,争整个民族的脸”,认为很有见地,符合蔡元培、胡适等人提倡的“教育救国”精神。寂然表示希望黄质夫能体谅寺方的困难,若确需扩建校舍,则可协商,但乡师方应作出一揽子补偿云云。黄质夫也隐隐体察到寂然的善意,但他仍憋不下郁积胸中的怨气。他感到栖霞寺方丈得到戴季陶等人的幕后支持,太顽固了,太难缠了,几年里耗去了他太多的精力。于是黄质夫表示:“新式教育和科学进步乃是时代的主流,贵寺理当为孩子们作出让步。我们实在不愿干扰贵寺和尚们与晨钟暮鼓、古佛青灯相伴的生活,但真的校舍太小啦。说不定有一天,我的学生会抬上课桌椅进入贵寺殿堂里上课呢?”

  这也许是黄质夫一时的气话,但一向从容淡定、睿智沉稳的寂然法师也沉不住气了。他勃然大怒,作出金刚怒目式的反应。他起身双掌合十作个揖,而后怏怏而去,这次会晤不欢而散。其后一二年里,栖霞寺与栖霞乡师的矛盾有增无减。黄质夫不同于陶行知的是他有着祖上湘人特具的倔强个性,认准了的事理不会改变。但他渐渐地也感到自己的立场过于强硬,有心与寂然法师和解,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但随着时局的变化,双方已失去心平气和坐下来谈判的机会。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接着“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响,战云弥空,11月中旬,侵略战火已逼近南京,栖霞乡师仍坚持开课授业,同时黄质夫带领师生进行抗日宣传,慰劳前方撤下来的伤病官兵。11月下旬才停课疏散师生。成百学生从乡师北边的石埠桥码头渡江去江北投身神圣的抗战。黄质夫留校看守校产,直至日军主力向南京发动进攻的前七天,即12月1日,他才含着热泪怀着国恨家仇依依不舍地离开学校,踏上流亡的道路。几乎与此同时,日军主力攻占龙潭、栖霞地区,一路烧杀掳掠。仅在栖霞乡北象山下田野里日军某大队就截获二千多难民(其中妇女、儿童近半)和已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团团围住,刀砍枪击,全部杀害。乌龙山炮台下被日军屠戮的军民更多,尸积成丘,血流成溪,现场惨不忍睹。成千上万难民惊恐万分,扶老携幼,涌向栖霞寺以求庇护。寂然法师悲愤万分,他立即采纳大本、志开两位法师的建议,挺身而出,设佛教难民收容所于本寺,收容老弱妇孺23000余人,“日供两餐,时逾四(个)月,道途宁静,始遣之归,真盛德也……事变之后上人(寂然)留守栖霞,苦极艰深,困行忍迈,铁肩负危,处之怡然……”栖霞山难民营是震惊全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期间唯一由中国人自己开办的难民救助机构(当然也有几位在江南水泥厂工作的丹麦等国友好人士勇敢地全力襄助)。当时正是隆冬时节,地冻天寒,栖霞寺内寺外挤满了难民,其中多数为妇女和儿童——男人多被杀害或被日军强迫做了苦力,为了保证难民们最基本的生活供应,寂然带领一百多位僧人节衣缩食,开源节流,设法筹集粮食和蔬菜、木柴渡过难关。而在山门外和栖霞街上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日军官兵,他们杀人杀红了眼,渴望着再进行一次大屠杀。

  1939年10月12日,寂然法师因积劳成疾而圆寂,由弟子们葬于寺后中峰。

  抗战初期,黄质夫在武汉负责收容安置江苏流亡学生。“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他干什么工作都以国家为重,且充满激情与爱心。1939年9月,他被任命为贵州省立贵阳乡村师范学校校长,这所学校原来管理不善,秩序混乱,学生生活困苦。“餐餐牛皮菜,顿顿难吃饱”,不断爆发学潮,先后换了三任校长,仍不见起色。黄质夫受命办学于艰困之际。他经过考察研究,提出了迁校边远乡村,开辟新局面的设想。1940年初,学校迁到邻近广西湖南的榕江县,正式命名为“国立贵州师范学校”。榕江县山深林密,也有平原坝子,物产丰饶,民风淳朴。黄质夫全力投入,不避艰难,招收苗族、侗族等各个少数民族学生多达1400多人,实行半耕半读,达到全校自给自足。教学方面,他仍主张“教、学、做合一”,提倡以“教人者教己,育己者育人”,树立艰苦朴素的作风。他的心血没白费,五年里桃李遍及湘桂黔各地。抗战胜利后,黄质夫载誉返回南京。他在江苏省经济农场任场长,后又在农林部棉产改进处等单位领导技术业务。建国初,虽说黄质夫蒙受了冤屈,但他荣辱不惊,从容处之。他坚信历史是公正的,他携妻子儿女迁居至栖霞山下一山丘林间,自筑几间平房,过着平淡清苦的生活,风云往事都已成为他永久的记忆。当黄质夫得知抗战初栖霞寺寂然法师和僧众们勇敢保护难胞的事迹后,他饱经忧患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他也曾不止一次拄杖登上栖霞中峰,探望寂然法师的坟墓,以表敬意。风晨月夕,朝朝暮暮,他常聆听古寺梵音和栖霞中学学生们的琅琅读书声,陷入沉思。实际上黄质夫的心与寂然法师的心是相通的啊!■

  出自: 《钟山风雨 》 2010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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