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禅僧懒残事迹考辨

　　唐代禅僧懒残事迹考辨——周瑶

　　 唐代禅僧懒残的事迹概括起来有懒残煨芋、懒残去石、懒残驱虎、懒残垂涕、懒残偈颂等5条。经过考辨，“懒残煨芋”与“懒残偈颂”可以肯定是真有其事。记载懒残神通的“懒残驱虎”、“懒残去石”系小说家之言，其事终属荒谬。“懒残去石”无法考证其本来面目；“懒残驱虎”应是他驱虎而被虎所食的史实的神化。“懒残垂涕”很可能是禅林传闻的附会，或编造的故事。其意义不在于事迹的真实性与可靠性，而在于它塑造了一个蔑视皇权、轻视富贵、自利利他、安闲澹泊、随缘任运，能够“搬柴运水守宗风”（李元度《懒残岩诗》）的高韬出世的禅僧形象，表现了禅宗的哲学思想和人生理想，不仅对僧人也对诸如士大夫的许多人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明瓒；懒残；懒瓒；事迹；考辨；唐代

　　懒残是唐代禅僧，据《宋高僧传》卷十九《唐南岳山明瓒传》：“释明瓒者，未知氏族生缘。初游方诣嵩山，普寂盛行禅法，瓒往从焉。然则默证寂之心契，人罕推重。寻于衡岩闲居，众僧营作，我则晏如，纵被诋诃，殊无愧耻，时目之‘懒瓒’也。一说伊僧差越等夷，或随众斋飡，或以瓦釜煮土而食，云是弥陀佛应身，未知何证验之？一云好食僧之残食，故残也。”（P491-492）《祖堂集》卷三：“五祖忍大师下傍出一枝：神秀和尚、老安和尚、道明和尚。神秀下普寂，神秀下懒瓒和尚，在南岳。”《甘泽谣》“懒残”条：“懒残者，唐天宝初，衡岳寺执役僧也。退食，即收所余而食，性懒而食残，故号‘懒残’也。”（P640）可知懒残法号明瓒，俗姓及出生地不详，为普寂法嗣，居于衡山之寺庙，因其懒惰，被称为“懒瓒”，又兼之“好食僧之残食”，又被称为“懒残”。

　　记录懒残事迹的僧传、笔记、类书等有《邺侯家传》、《甘泽谣》、《祖堂集》、《宋高僧传》等三十余种。《新唐书》卷五十九、《通志》卷六十七、《崇文总目》卷十均录《髙僧懒残传》之名，现已亡佚，未能一睹为快。懒残事迹概括起来有5条：1、懒残煨芋，2、懒残去石，3、懒残驱虎，4、懒残垂涕，5、懒残偈颂。5条事迹中，只有懒残偈颂确证无疑，均源于《祖堂集》。偈颂名曰《乐道歌》，共360言。《景德传灯录》、《禅门诸祖师偈颂》则称《南岳懒瓒和尚歌》，文字与之同。《佛祖历代通载》、《指月录》、《佛祖纲目》、《御选语录》亦全录，未书其名。《宗镜录》、《注心赋》、《林间录》、《南岳总胜集》则为节录。其余4条存在不同程度的疑问，下面加以考辨。

　　一、《邺侯家传》与“懒残煨芋”

　　“懒残煨芋”又名“领取宰相”、“懒残食芋”，事迹仅记此条的资料基本都出于《邺侯家传》。《齐东野语》卷五“李泌、钱若水事相类”条：“泌在衡岳，有僧明瓒号‘懒残’。泌察其非凡，中夜潜往谒之。懒残命坐，拨火中芋以啖之，曰：‘勿多言领，取十年宰相。’”（P85）注云出于《李泌家传》及《甘泽谣》，则《李泌家传》与《甘泽谣》均录此事。《李泌家传》全称应为《相国邺侯家传》，李泌子李繁著，十卷。韩文奇对该书的著录情况概述如下:“《新唐书·艺文志》(卷五十八)、《崇文总目》(传记类)、《中兴书目》(《玉海》卷五十八《艺文传》)、《郡斋读书志》（卷二下《传记类》)、《文献通考》(卷一九八《传记类》)均著录为‘《相国邺侯家传》十卷’，《遂初堂书目》(杂传类)著录为‘《李邺侯家传》’，不录卷数。《直斋书录解题》(卷七《传记类》)、《宋史·艺文志》(卷二零三)均著录为‘《邺侯家传》十卷’。《文献通考》与《宋史·艺文志》为最晚著录《家传》者，二者之著录皆源于宋人，未核原书。此后，《家传》再无著录，由此可推断《家传》约亡佚于南宋末年。”并云其残文散见于以下各书：“《绀珠集》二十二条约九百言，《类说》二十五条约二干四百言，《说郭》七条约三百四十言，《通鉴考异》二十七条约三千五百言，《太平御览》一条约一百九十言，《玉海》一条约七十言，总计八十三条约七千四百言。”（P44）《太平广记》卷三十八“李泌”条言出于《邺侯外传》，未书作者。明陶宗仪《说郛》卷一百一十三收录《邺侯外传》，言为唐李蘩所著。《古今说海》卷四十二收录明陆楫编《说渊》之《邺侯外传》，作者缺名。三书内容一致，均不分卷，《说郛》、《古今说海》当抄录于《太平广记》，或许就是《遂初堂书目》所录不分卷本《李邺侯家传》。《说郛》言作者为李蘩（应为李繁），当是陶宗仪误为《李泌家传》而臆加。《邺侯外传》定非李繁所著十卷本《相国邺侯家传》。《类说》卷二“年号贞元”条云：“德宗初议改元，帝谓泌曰：‘本朝之盛，无如贞观、开元，各取一字。’乃改号‘贞元’。”（P143）《绀珠集》卷二“贞元”条则云：“初议改元，泌曰：‘本朝之盛，无如贞观、开元，各取一字，以为则效。’乃改号‘贞元’。”两说相反，而《邺侯外传》未录。北宋苏颂《题〈邺侯家传〉后》云:“盖繁以罪系狱，谓其将死，则先人之嘉谋密议遂不得传，因得废纸败笔于狱吏以成其稿，且戒家人令求大手笔别加润色，后亦不果。今崇文本第一至第五，总五卷，尤为疏略，大类抄节。臣以私本校正，凡增补数万言以充定云。”苏颂讲自己曾“以私本校正，增补数万言以充定”，那么《邺侯家传》定有数万言之巨，仅韩文奇统计的残文就八十三条约七千四百言。《邺侯外传》只有区区四千言，定非李繁所著。《甘泽谣》下文将会论及。

　　关于“懒残煨芋”，《绀珠集》与《类说》所引均出于《邺侯家传》，所记略同。《绀珠集》卷十一：“ 衡岳寺有僧执役，性懒而食残，号‘懒残’。李泌常异之。一日，往见。正拨火出芋啖之，取其半以授泌，曰：‘勿多言，领取十年宰相 ’。”与《类说》卷三十六所引《甘泽谣》“懒残”条相同。《类说》卷二：“泌在衡岳。有僧明瓒，号‘懒残’。泌察其非凡人也，中夜前往谒焉。懒残命坐，发火煨芋，以啗之，曰：‘勿多言，领取十年宰相。’”(P152)《四库全书总目》云：“南宋之初，古籍多存，慥又精于裁鉴，故所甄录大都佚文僻典，可以裨助多闻。又每书经录，其存于今者，以原木相较，未尝改窜其词。如李繁《邺侯家传》下有注云：‘繁于泌皆称先公，今改作泌’云云。即一字之际，犹详慎不苟如此。”即曾慥删削《邺侯家传》编成《类说》，用字皆出于其文。《类说》所引《邺侯家传》“烧梨”条文字只是《太平御览》所引的三分之一而用字皆出于该条，可为一证。《邺侯外传》“懒残煨芋”条甚简，情节、文字与《类说》相去甚远，而类《甘泽谣》与《宋高僧传》。《太平广记》编成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宋高僧传》编成于端拱元年(988),故可以肯定《邺侯外传》为节录《甘泽谣》而成。《旧唐书·李泌传》云：“（泌）寻为中书令崔圆、幸臣李辅国害其能，将有不利于泌。泌惧，乞游衡山，优诏许之，给以三品禄俸，遂隐衡岳，绝粒栖神。”(P3621)《新唐书》亦载其事，甚略。李泌与懒残相见当在此时。《宋高僧传》几乎照录《旧唐书·李泌传》，只是略添词句，行文更加清晰流畅，可知《宋高僧传》采用了《旧唐书》的资料。《林间录》、《佛祖统纪》、《古今事文类聚》、《佛祖历代通载》、《明一統志》、《武林梵志》、《大清一統志》、《江汉丛谈》等书亦记其事。自宋代起，“懒残煨芋”亦见于陆游、刘过、刘辰翁、文天祥、刘将孙等诸多士大夫的诗文中，足见其流传之广。

　　二、《甘泽谣》与“懒残煨芋、懒残去石、懒残驱虎”

　　《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三十九、《记纂渊海》卷八十七、《湖广通志》卷七十五等收录“懒残去石、懒残驱虎、懒残垂涕”三事，均注出于《甘泽谣》。把记录懒残事迹最详细的《宋高僧传》与《甘泽谣》比较，就会发现两者语句基本相同，只是文字略有改动，可知《甘泽谣》亦是其蓝本。

　　《甘泽谣》原书失传，《太平广记》与《说郛》均录之。《四库全书总目》辨之甚详：“周亮工《书影》曰 ：‘《甘泽谣》别自有书，今杨梦羽所传，皆从他书抄撮而成，伪本也。或曰梦羽本未出时，已有抄《太平广记》二十余条为《甘泽谣》以行者，则梦羽本，又赝书中之重儓也。今考《书影》所谓梦羽，即仪之字。其所称先出之一本，今未之见。钱希言《狯园簿》‘明经为鱼’一条，称尝见唐人小说，有《甘泽谣》载《鱼服记》甚详。今此本无《鱼服记》。希言所见，乃先出一本耶？然据此本所载，与《太平广记》所引者，一一相符。则两本皆出于《广记》，不得独指仪本为重儓。又裒辑散佚，重编成帙，亦不得谓之赝书也。’” 今本为明杨仪抄撮而成，共九条，缺自序。《太平广记》与《说郛》均言作者是唐人袁郊。袁郊为唐懿宗咸通时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言袁效字之乾，官至虢州刺史；《新唐书·袁滋列传》亦言袁郊为袁滋之子，蔡州郎山人（《旧唐书》作陈郡汝南人），翰林学士。《唐诗纪事》卷六十五云袁效为咸通时人，官祠部郎中。陈振孙《直斋录解题》云：“咸通戊子自序，以其春雨泽应，故有甘泽成谣之语，以名其书。” 其书当著于咸通戊子（868）。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甘泽谣》一卷，载谲异事九章，咸通中，久雨卧疾所著，故曰《甘泽谣》。” 因为收录“谲异事”，其真实性令人怀疑，故《新唐书·艺文志》与《宋史·艺文志》都把它收录于子部小说家，并没有把它当作真正的史传资料看待。

　　明代《玉芝堂谈荟》卷八“驯虎制龙”条云：“衡山大明寺虎豹成群伤人，懒残以荆条授僧，命蹑而逐之，虎豹绝迹。”当是衡山虎豹伤人，懒残命僧驱虎。此事与“懒残驱虎”完全不同，不知何据？储大文《存研楼文集》卷十二则是另一种说法：“上封寺僧诧曰：‘岳絶虎，夜漏上，率麓行。’客曰：‘师不诵《岳志》乎？懒瓒毙于虎！’《岳志》即《南岳志》。清高自位著《南岳志》未录之；李元度著《南岳志》卷十五收录，注明出于《甘泽谣》。从文中可知懒残在衡山虎豹伤人之时挺身而出，以荆梃驱虎，为虎所食。这可能是历史的真实面貌。但从下文“儲子曰：‘懒瓒前知李泌十年相，而虎奚繇毙之？’”可知《岳志》所记懒残事当与李元度《南岳志》相同。随着时间的推移，驱虎的神化色彩已经黯淡了不少，他驱虎而被虎所吃的事实已为人们认同。李元度《懒残岩诗》“临去残骸任虎餐，神僧游戏混尘寰”句，也是说懒残被虎吃掉。总之，“懒残驱虎”去掉了神化成分，更符合历史的真实面目，只是年代久远，无从辨其真伪。“懒残去石”因为缺少资料，无法考证其本来面目。

　　《宋高僧传》收录“懒残去石、懒残驱虎、懒残垂涕”三事，除“懒残煨芋”为众多史书、僧传、方志认可外，而对“谲异事”——“懒残去石”、“懒残驱虎”两条均未收录，说明对其真伪存在疑问，态度非常审慎。只有明代僧传《神僧传》、《指月录》及《佛法金汤编》不分青红皂白予以收录。明人做学问之粗疏，由此可见一斑。

　　三、《碧岩录》与“懒残垂涕”

　　“懒残垂涕”从唐代玄宗时起一直到北宋中前期未见于任何史传资料及诗文。其事首见于圆悟克勤的《碧岩录》卷四：“懒瓒和尚隐居衡山石室中。唐德宗闻其名，遣使召之。使者至其室宣言：‘天子有诏，尊者当起谢恩。’瓒方拨牛粪火，寻煨芋而食，寒涕垂颐，未尝答。使者笑曰：‘且劝尊者拭涕。’瓒曰：‘我岂有工夫为俗人拭涕耶？’竟不起。使回奏，德宗甚钦叹之。”(P173 a)宣和乙巳（1125）春，关友无党《〈碧岩录〉后序》云：“雪窦《颂古百则》，丛林学道诠要也。其间取譬经论或儒家文史，以发明此事。非具眼宗匠时为后学击扬剖析，则无以知之。圆悟老师在成都时，予与诸人请益其说。师后住夹山道林，复为学徒扣之。凡三提宗纲，语虽不同，其旨一也。门人掇而录之，既二十年矣，师未尝过而问焉。流传四方，或致舛驳。诸方且因其言以其道不能寻绎之，而妄有改作。则此书遂废矣，学者幸谛其传焉。(P224b)据此可知，崇宁四年（1105）已有《碧岩录》的辑录本流行，是圆悟弟子根据圆悟在崇宁元年（1102）至崇宁五年（1106）在住持六祖寺、昭觉寺时讲解雪窦《颂古百则》的记录编辑而成。那么“懒残拭涕”在崇宁四年（1105）之前已经存在，并随《碧岩录》的流传而流传。黄庭坚《次韵元实病目》：“君不见岳头懒瓒一生禅，鼻涕垂颐渠不管。”任渊把这首诗归于崇宁四年（1105），与《碧岩录》流行的时间大致相当。《林间录》卷下亦载其事：“唐高僧号‘懒瓒’，隐居衡山之顶石窟中，尝作歌。其略曰：‘世事悠悠，不如山丘。卧藤萝下，块石枕头。’其言宏妙，皆发佛祖之奥。德宗闻其名，遣使驰诏召之。使者即其窟宣言：‘天子有诏，尊者幸起谢恩。’瓒方拨牛粪火，寻煨芋食之，寒涕垂膺，未尝答。使者笑之，且劝瓒拭涕。瓒曰：‘我岂有工夫为俗人拭涕耶？’竟不能致而去。德宗钦叹之。予尝见其像，垂颐瞋目，气韵超然，若不可犯干者。为题其上曰：‘粪火但知黄独羙，银钩那识紫泥新。尚无心绪收寒涕，岂有工夫问俗人。”（P261a）谢逸于大观元年（1107）为惠洪《林间录》作序云：“洪觉范得自在三昧于云庵老人，故能游戏翰墨场中，呻吟謦欬，皆成文章。每与林间胜士抵掌清谈，莫非尊宿之高行，丛林之遗训，诸佛菩萨之微旨，贤士大夫之余论。每得一事，随即录之，垂十年间得三百余事。从其游者本明上人，外若简率，而内甚精敏，燕坐之暇，以其所录析为上下帙，名之曰《林间录》。因其所录有先后，故不以古今为诠次，得于谈笑而非出于勉强，故其文优游平易，而无艰难险阻之态。人皆知明之有是录也，所至之地，借观者成市。明惧字画漫灭而传写失真，于是刻之于板，而俾余为序，以寿后世焉。”(P245a)惠洪与丛林高僧和士大夫多有交往，并把近十年间听到的高僧的事迹、禅语、佛法要义及士大夫的妙论记录下来，共有三百多条，由本明禅师按听闻先后编为上下两帙，名之为《林间录》。《林间录》的刻录时间为大观元年（1107）。“懒残拭涕”载于卷下，应属听闻较晚者，则其时间又与圆悟、黄庭坚听记之时间大致相当。《林间录》与《碧岩录》文字大体相同，可以认为其出于《碧岩录》。宋代诗文中运用“懒残拭涕”之典，在黄庭坚之后屡屡出现。惠洪非常喜欢此典，除《林间录》外，诗文中亦用之。《石门文字禅》卷六《次韵游衡岳》：“拭涕师懒瓒，多事笑昙始。”卷十二《蜀道人明禅过余甚勤久而出东山髙弟两勤送行语句戏作此塞其见即之意》：“张口茹拳君聚落，垂膺拭涕我山林。”卷二十《懒庵铭序》：“融懒亦能负米，瓒懒亦能拭涕，安懒亦能牧牛，未能真懒也者。”周紫芝《题善应师毋我庵》：“支郎好马元成癖，懒瓒垂洟却是真。”何师韫《自题懒愚室》：“君不见南岳懒残师，佯狂啖残食粥。涕任垂颐，懒为俗人拭。”范成大《初履地》：“客来慵抆懒残涕，老去寒同弥勒龛。”宋代孙觌《过臻阇黎》（其三）：“莫便将心到处安，小窗趺坐两蒲团。芋魁半熟通红火，鼻涕垂颐对懒残。”“懒残拭涕”从中唐到北宋中期的二百多年间一直无声无息，突然在北宋末的崇宁年间雨后春笋般盛传于丛林与士大夫之间，其真实性就非常值得人怀疑。那么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懒残拭涕”本为禅林传闻，他们先后听闻而记录下来；一种是圆悟首述其事，因《碧岩录》的流传，“懒残拭涕”而流传于禅林。根据以上材料分析，圆悟为始作俑者的可能性很大。

　　“懒残拭涕”亦多见于其它资料。任渊注黄庭坚《次韵元实病目》云：“潭州南岳福岩寺有懒残岩。按：唐髙僧号‘懒瓒’，隐居衡山之顶石窟中。德宗遣使诏之。寒涕垂膺，未尝答。使者笑之，且劝拭涕。瓒曰：‘我岂有功夫为俗人拭涕耶？’竟不能致而去。山谷时在潭州，故引用衡山事，言当遗外形骸，不必以病目戚戚，且终首句之意。” （P470）虽未注明出处，但显然是照录惠洪《林间录》，仅仅删去了节录的懒残偈颂。南宋谢维新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卷四十九“懒瓒垂涕”条几乎与任注同，却言据《传灯录》。现有《传灯录》均不载“懒残拭涕”，其它记载“懒残拭涕”的书籍均未有言出于《传灯录》的，不知所据哪部《传灯录》？从其语句判断当出于《林间录》，或许是其误记？《禅林类聚》则基本抄录《林间录》。李元度著《南岳志》卷十五亦录其事，言出于《林间录》。《佛祖统纪》卷四十亦记其事，语句与《林间录》不同：“初，明瓒禅师居南岳上封，人号‘懒残’。泌往谒之，闻诵经声先悲怆而后悦豫，知为隐者，候之良久。瓒拨火出芋食之，曰：‘领取十年宰相至是。’泌用事，为帝言其高行。诏征之。使者至石窟宣麻。瓒寒涕垂颐，凝然而坐，不以介意。使回以闻，帝益嗟敬。”（P379c）其《释引文·释门诸书》中列有《林间录》，“懒残垂涕”事当源于此并参考了《宋高僧传》或《甘泽谣》。《佛法金汤编》、《佛祖历代通载》基本抄录《佛祖统纪》，惟《佛祖历代通载》文后收录了懒残《乐道歌》全文。

　　《五灯全书》以为“懒残拭涕”为太宗时事，据《祖堂集》与《宋高僧传》可知为德宗时事，当属误记。明代袾宏《缁门崇行录》“诏书至不起”条把此事记于“懒融”（法融）名下：“唐懒融隐金陵牛首山，上闻其名，遣中使召见。使至，融方坐地，燃牛粪火，拾煨芋而食，寒涕交颐。使云：‘天子有诏，尊者且起。’融熟视不顾。使笑云：‘涕及颐矣。’融曰：‘我岂有工夫为俗人拭涕耶?’上闻而叹异，仍厚赐旌之。”（P362c）此事未见任何僧传及灯录著录，也属误记。

　　总之，懒残的5条事迹中，“懒残煨芋”与“懒残偈颂”均有出处可考，可以肯定是真有其事。《甘泽谣》云懒残以神通驱虎、去石，显然系小说家之言，并不可信。“懒残去石”由于没有资料来考证其历史真实面目，其事终属荒谬。“懒残驱虎”应是懒残驱虎而被虎所食的史实的神化。“懒残垂涕”很可能是对禅林传闻的附会，或是圆悟编造的故事，真实性很值得怀疑。正如禅宗因伪造僧传而为人所诟病一样，懒残事迹也不完全可靠。但其意义不在于真实性与可靠性，而在于它塑造了一个蔑视皇权、轻视富贵、自利利他、安闲澹泊、随缘任运，能够“搬柴运水守宗风”（李元度《懒残岩诗》）的高韬出世的高僧形象，表现了禅宗的哲学思想和人生理想，不仅对僧人也对诸如士大夫的许多人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文/周瑶

　　参考资料

　　 赞宁.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6年。

　　 静、筠二禅师.祖堂集.孙昌武、衣川贤次、西口芳男点校. 中华书局，2007年。

　　 袁郊.甘泽谣.李昉等.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

　　 周密.齐东野语.中华书局，1983年。

　　 韩文奇.李繁生年及其《相国邺侯家传》考辨. 兰州大学学报，2005，33(5)。

　　 曾慥.类说.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

　　 朱胜非.绀珠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

　　 苏颂.苏魏公文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 文渊阁本《四库全书》。

　　 沈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陈振孙.直斋录解题.文渊阁本《四库全书》。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文渊阁本《四库全书》。

　　 徐应秋.玉芝堂谈荟.文渊阁本《四库全书》。

　　 储大文.存研楼文集. 文渊阁本《四库全书》。

　　 圆悟克勤.佛果圆悟禅师碧岩录.大正藏第48册。

　　 关友无党.《碧岩录》后序. 圆悟克勤.佛果圆悟禅师碧岩录.大正藏第48册。

　　 谢逸.《林间录》序.惠洪.林间录.卍新纂续藏经第87册。

　　 惠洪.林间录.卍新纂续藏经第87册。

　　 黄庭坚.山谷诗集注.任渊、史容、史季温注，黄宝华点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志磐. 佛祖统纪.大正藏第49册。

　　 袾宏. 缁门崇行录.卍新纂续藏经第87册。